好的，我帮你改写这段文章，保持原意的同时，增加一些细节描述，让内容更丰富，字数也尽量相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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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程子华当年被调离红15军团的历史，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只是简单提及了一句：
“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我所在的军队由红军改编为八路军，原来的十五军团也调整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，随后奔赴前线，投身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。那时我因病离开了部队，到延安进行治疗。”
那么，究竟是什么病让程子华不得不离开红15军团呢？从《程子华回忆录》另一段文字中，我们可以窥见一些线索：
展开剩余83%“当时，我因为身体状况不佳，必须离开前线，到延安休养。彭德怀同志参加完洛川会议回到司令部后，曾对我说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需要一位顾问，中央研究认为你是山西人，去担任这个顾问职务比较合适。他还关心地问我病情如何，我回答说病还没完全康复。但为了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，我决定接受这项任务。”
由此可见，尽管程子华早年在庾家河战斗中负伤严重——当时他带头冲锋时被敌军重机枪子弹击穿双手，昏迷了两个多月，导致双手终身残疾——但他的身体情况后来已有明显好转，尚能胜任工作任务，否则也不会被派去做统战顾问。
如果不是这次调离，程子华本应接任344旅政委一职。调离后，中央派遣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黄克诚接替了344旅政委，而程子华则被派往山西，担任“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”武装部长，同时兼任党团书记。
程子华回忆道，这个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包括三个方面：一是积极发动和武装群众；二是推行减租减息政策，减轻农民负担；三是支持和宣传抗日言论。该组织自1937年9月成立，直至1939年7月被迫解散，程子华在其中兢兢业业工作了近两年时间。
红军高级干部被调任统战工作在当时并不罕见。例如，著名的徐向前元帅也于1937年8月奉命返回家乡山西，短暂从事统战工作（程子华同为山西运城人）。还有彭雪枫将军，也曾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任处长，负责晋冀鲁察四省及平津两市的统一战线联络工作。
不过，与程子华不同的是，这两位将军虽然也曾调任统战岗位，但很快就恢复原职，重返战斗部队。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，徐向前担任了129师副师长，彭雪枫则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兼河南省委军事部长。相比之下，程子华却在统战岗位坚持了将近两年，未能回到344旅。
有人猜测，程子华之所以被调离，可能与他在红25军到达陕北后，和朱理治、郭洪涛、聂洪钧、戴季英等人一起主持陕北工作时，出现了一些偏差有关。
然而，细致考察后发现，中央对陕北工作的调整中，确实严厉处理了聂洪钧和戴季英，分别给予“严重警告”和“最后警告”，但并未立即追究朱理治和郭洪涛的责任。朱理治不久担任河南省委书记、中原局代理书记，郭洪涛被调往山东任省委书记及分局书记。这些问题直到1942年秋季的西北高干会议才全面查处，且主要针对朱理治和郭洪涛，程子华并未被明确牵连，说明他在那次事件中并无重大责任。
因此，很难断定程子华是因为在陕北工作中的偏差才被调离部队。
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我认为，应从程子华的资历和背景说起。
程子华早年参加过广州起义、海陆丰保卫战以及由李灿、何长工领导的大冶兵变。他随起义部队（红8军）进入苏区，历经红军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役，担任过红35军307团团长、红5军40师师长、41师师长兼政委、42师师长、22师师长、粤赣军区代参谋长等职务。可以说，他是一名地地道道的“中央干部”。
那么，程子华为何离开了中央苏区呢？1934年1月，鄂豫皖苏区（红四方面军）成仿吾同志来到中央苏区汇报工作，请求中央派遣一名军事干部前往鄂豫皖。中央最终选中了程子华。
1934年6月，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找到程子华，传达中央指示：红25军应实施战略转移，撤离敌军重兵把守的地区，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开辟新根据地，同时寻求与川陕苏区的连接。
当时红25军面临敌军重重“围剿”，内部还在争论是“坚持原地”还是“战略转移”，程子华带着中央的明确指示来到鄂豫皖，一下子为红25军指明了方向。郑位三后来回忆说：“红25军的长征方向，一是子华起了关键作用，二是鄂豫皖省委的筹划很成熟。”由此可见，程子华这位中央派来的干部对红25军的影响之大。
在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决定长征后，大家商讨了部队整编和领导班子组建。《程子华回忆录》中记载：“郑位三同志告诉我，省委决定让我担任红25军军长。我告诉郑位三，周副主席指示我做参谋长，请他向省委转达，我不愿当军长。郑告诉我，省委决定已定，不再变更。”
于是，红25军的新领导班子就此成立：程子华任军长，吴焕先任政委，徐海东任副军长，戴季英任参谋长，郑位三任政治部主任。部队更名为“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”，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。1935年9月18日，部队抵达陕北永坪镇，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和27军完成会师。随后，这三支部队整编为红15军团，徐海东任军团长，程子华任军团政委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程子华的回忆中，他曾说：“周副主席要我做参谋长……我不当军长。”这句话清楚地反映了当时中央的态度：派他去红25军，更多是协助而非全面主持军队工作。“协助”和“主持”的区别十分关键。
虽然在鄂豫皖省委的坚持下，程子华最终成为军长（后来兼任政委、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等职），在红25军及红15军团担当了主要领导角色，但中央始终视其职务为临时性质。毕竟，程子华并非红25军或344旅的“本地干部”，他属于中央派遣的“外来干部”。
换句话说，程子华和红25军、红15军团乃至后来的344旅，并没有深厚的“有机联系”，他只是被中央派去协助管理。组建344旅的领导班子时，旅长除了徐海东几乎无人替代，而政委则不一定非程子华不可，也可以由黄克诚来担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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